因为这些年的阅读是以中国新文学史为中心，而原始的书籍报刊不易见到，所以，我对那些以图版形式介绍旧时书刊的著作就特别留意。
最早，是看唐?的《晦庵书话》和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虽是黑白照片且印刷
见多了这一类的图文本书话著作，不免产生一种新的不满足：有些以收藏为主业的作者，虽然所拥有（展示）的新文学书刊确是珍品，但因为收藏者对新文学本身的隔膜，介绍起来往往开口即错，有的书几乎篇篇出错，阅读中简直校不胜校，最后干脆就不读那些介绍文字了，只有图片的印制技术越来越好。
就是在这样的感叹中，接连读到谢其章的几本著作：《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老期刊收藏》，以及由他的买书日记汇编成的《搜书记》，于是记住了这位以收藏旧期刊，尤其是和新文学、新文化有关的旧期刊为主的收藏家。当然，特别记住这个名字也因为他的书话文字较少错误，叙述语气也算平实。这次读《终刊号丛话》，见他在《后记》中说：“我与止庵先生有一看法比较接近，都比较反感‘抒情’‘浪漫’一路的文字（我的反感程度较止庵为轻，他似乎深恶痛绝），都是拒绝使用感叹号的，如果有感叹号，那一定是编辑擅改的。”于是便觉得自己一向的阅读感受是不错的。虽然，事实上谢其章还是相对比较喜欢抒情的，比如这本书中的一些标题：《饮血沙场胜饮茶――〈文艺春秋〉终刊号》、《这是一个抗战的〈大时代〉》、《洒向〈人间〉都是怨》、《人情练达即〈文章〉》等，都带有浓重的抒情气息，更不要说行文中那些抒发情怀的句子了。然而，正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反感‘抒情’‘浪漫’一路的文字”的追求，所以这些抒情尚不至于煽情或者滥情，基本上并不叫人反感。
这本《终刊号丛话》，是谢先生继两种关于创刊号的书之后应出版社之约而写作的。因为是应约，是有计划的写作，所以在选目、编排上还是颇为讲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而且，正如他的书前序言中引“上海陈思和教授”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张腾蛟先生”的话所说，终刊号是一个更加有趣的话题，因为一个杂志的创刊自然有其前因后果应该追寻，而终刊更是值得细加索解。但事实是关于杂志的创刊有一系列宣传说明可以帮助后人理解追寻，而一个忽然（或者终于）停刊的杂志，认真的解释或者说明却少得可怜，因为除了个别因特殊重大事件停刊的杂志，以及极少数编者曾经在停刊后有所解释或追忆之外，其余大多都是无声无息地停刊，停刊之后也是无声无息，甚至连杂志的经办人也很少出来向大家解释说明。
谢其章曾经以一个人的出生与死亡作比，其实也不太恰切：一个人的出生或者只是父母两人的决定，并不需要向外界解释原因，孩子逐渐长大成人也才会有其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一个杂志的诞生则全然不同，那常常是轰轰烈烈地面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因为杂志创刊起始就要接受严苛的检验，所以一般也都是在创刊前做足了准备：稿源的准备和发行的准备。至于死亡，大多数人都是默默地出生默默地死亡，只有那些名人的死亡才会成为一个事件，然后他们的出生也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于也成为一个事件。相应的，很多杂志的创刊我们可以从其宣言中知道原因，其终刊则始终无法得到具体解释。尽管谢其章一再说终刊号其实更有故事可说，并且将杂志终刊的原因总结为政治的、经济的和人事的三种，但在具体的介绍中他也实在无法说明白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导致了某一种杂志的停刊，因为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读《终刊号丛话》，其实最终还是读其对一种杂志的详细介绍，尤其是对终刊号内容的详细介绍。对于不能亲见旧期刊如我者而言，依旧是一种过屠门而大嚼的聊且快意而已。好在谢其章的行文甚是顺畅，阅读也算快意。读后觉得书中错误并不算多，于是趁机宣传一下此书，并且指出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第21页列出《矛盾》的作者名单，其中有林徽音，这可能是“林微音”之误。林微音（1899-1982），江苏苏州人，1933年11月曾和朱维基、芳信、夏莱蒂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新文学团体“绿社”，出版有小说集《白蔷薇》（1929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舞》（1931年11月上海新月书店）、《西泠的黄昏》（1933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花厅夫人》（1934年6月上海四社出版部）等，是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一位男性作家。《鲁迅全集》中有林微音的名字，他曾于1933年为邵洵美所编《作家自传丛书》代向鲁迅约稿，但未获允。后来，林微音曾用“陈代”的笔名写过许多攻击鲁迅的文章，因而为左翼文坛所排斥，自然也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中被省略。
女作家林徽音是现代著名才女，不必介绍，据说她就是因为与林微音名字近似而改名“林徽因”。但现在很多谈论现代文学者还是经常将林微音误作林徽音。《矛盾》是上海出版的杂志，所列作者如张资平、刘呐鸥等也大多是当时的海派文学人物，林徽音/林徽因似乎不会在此之列。
二、第28页介绍成立于1927年1月的北平湖社画会，骨干会员中有陈师曾之名。陈师曾（1876-1923），是近代著名画家，名衡恪，江西义宁（今修水）人，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之兄。他1923年即已去世，不可能是湖社画会的成员。或者因为《湖社月刊》发表有陈师曾的画作，于是有此错误。
三、第70页，中间引文中说一些书“被前馆长柳话徵运走了”，“话”当作“诒”。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江苏镇江人，1927年起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原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直至该馆于1952年10月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
四、第87页引汪精卫《颐和园》诗：“四山微雨洗烟霏，万点波光动翠微。白鸟快穿虹影过，缘杨遥带浪花飞。排云宫阙空如许，横海楼船遂不归。未与圆明同一炬，金甍犹得醉斜阳。”其中颔联“缘”当作“绿”，尾联最后一字“阳”当作“晖”，这是不待细查原诗仅据诗律即可判断的。
五、第93页，第四段人名中有“昌广生（鹤亭）”，“昌”当作“冒”，其人即冒鹤亭也。冒鹤亭（1873-1959），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诗人，字广生，江苏如皋人，为明末清初名人冒襄（辟疆）裔孙。
六、第111-113页介绍《新世纪》杂志，曰仅出四期。但书前图片上杂志封面刊名下写的是VI，如此则是第六期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
七、第114页引文中说《杂志》第一次停刊的时间是1939年7月，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刘增人等纂著，新华出版社，2005年，P433-434）介绍说是1939年2月，似乎应是2月。《杂志》1938年5月10日创刊，初为半月刊，第一次停刊后于1939年11月复刊，至1941年4月再度被禁。1942年8月10日复刊，改为月刊，至1945年8月终刊。先后共出89期，其中月刊37期，半月刊52期。1938年5月至1939年2月10个月，1939年11月至1941年4月18个月，合计28个月，如果其中停、复刊时少半个月，作为半月刊，大致正好出52期。若1939年7月停刊，多出5个月，与出版52期不够接近。但当时杂志脱期现象普遍存在，不见原刊也不好判断。书中此处还是转引另外一书的说法，但谢其章未加辨析，等于是认同了吧。
八、第153页，介绍《文学杂志》的“八人编委会”，除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朱光潜之外，曰“另一位不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自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态度。不过，关于这个编委会的回忆、研究文字已经很多，稍为注意应该还是不难查出具体成员名单的。一般现在大家认可的是一个10人的编委会，以上7位中，似乎没有俞平伯，而另外还有叶公超、李健吾、废名和凌叔华。其中李健吾在上海，凌叔华在武汉，其余8人在北平。
九、第178页，第2行有名“秦北阳”者，似即下文提到的秦兆阳。
十、第133页说到“四白一言”，“言”即言慧珠，“四白”中仅确认了一位白光。“四白”既是当时上海演艺界名人，似乎也不难找出具体所指。这本书第171-173页介绍《电影杂志》时曾涉及四位“白”姓女子：白光、白杨、白璐、白虹，都是当时颇有故事的人物，不知是否即指她们几位。顺便说一句，那时的演艺界似乎也和今天很是相似，“艳照门”之后继以“集邮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于是不免也要感慨。不过，这个时候抒情一下似乎也不算过分吧？
话说回来，感慨也罢，抒情也罢，都必须以对历史的确切了解为基础。历史已经过去，后人所可藉以凭吊的只是有限的物质遗存。如此，则对遗存历史文献的收集保存就是必要而且紧要的，收藏家的工作因此值得尊敬和感谢。尽管收藏本身已经是一项非常专业，且需要从事者专心以赴的事业，但收藏者如果能将文献的收集与研究结合在一起，既在研究中提高自己的收藏品位，也通过研究将自己的收藏成果与人共享，实不失为一种利人利己的选择。
具体到现代书刊收藏界，像姜德明和谢其章这样以自己的专项收藏为基础而及于相关的研究性写作，的确是一种应该提倡和称赞的做法。本来，像阿英、唐?等老一辈现代书刊收藏家，可以说是因为研究的需要而走向收藏的，因而所写相关书话文章学术含量很高，收藏的专业性也很强。但就目前的具体情况看，一般的专业研究人员已经很难有心力去从事相关原始书刊文献的收集工作了，而随着这些年收藏市场的越来越热，很多收藏品都被深锁秘藏，于是收藏者与研究者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这时候，有谢其章这样的收藏者尽力以文字将自己的藏品介绍给读者大众，尽管其著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却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鼓励和称赞的。作为一个关心中国新文学的读者，谨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个人的一点感谢之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乔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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